當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新冠肺炎上時，卻似乎鮮有人注意到，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再創“新紀錄”。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140005萬人，比2018年末增加467萬人；從幾個關鍵的人口出生數據上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4‰。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再度創下了歷史新低，而老齡化程度創下新高——全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17603萬人，占總人口的12.6%。這意味著，我國14億人口的背后，是人口少子化與老齡化形勢的日益嚴峻。
當前，很多人返工的日子被一再延遲，在家辦公成為潮流，市場上有人戲稱道，得益于這段居家隔離的日子，十個月后的我國將有望迎來一波人口生育高潮，但事態究竟如何演進，要到年底才見分曉。而眼下一再創新低的人口出生率，或許更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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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不僅我國，全球很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增長放緩的困境。根據聯合國發布的報告，自2010年開始，世界上共有27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數量下降了至少1%。
這當中，以我們的兩個鄰居——日本和韓國最為典型。
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超過28%，但出生人口僅為86.4萬人，創下1899年以來的新低；同時，當年死亡人口高達137.6萬人，意味著日本當年人口負增長51.2萬人，這已是日本人口連續第9年負增長。
韓國的人口總量雖然還在持續增加，但人口生育率正呈現出比日本更甚的斷崖式下跌態勢，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高達14.42%。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撰文稱，韓國或將是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于任何經濟體而言，人口少子化與老齡化都會深刻影響到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公共設施與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近些年，日、韓兩國的經濟疲態有目共睹，而背后的人口結構變化難辭其咎，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適齡勞動力供給趨減。
適齡勞動力，指代那些年齡處在15-64歲的勞動力群體。通常情況下，適齡勞動力的供給規模是由總人口中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受到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雙重影響，適齡勞動力供給規模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下降，不僅會提升實體經濟的用工成本，影響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還將提高全社會的人口撫養比，加大年輕勞動力的撫養負擔。
其二，財政負擔與日俱增。
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就是養老金不夠用。具體而言，老年人群規模的快速壯大與平均壽命的大幅度延長，讓達到法定年齡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日趨增多，領取金額急劇增加，從而加重了政府對養老金支出的負擔。與此同時，老齡人口的增多，將導致醫療保險制度和護理制度的成本不斷攀升，這就意味著除養老金外，政府部門在醫療護理方面的支付金額也會隨之提升，這會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
其三，延緩產業升級步伐。
一般來說，中老年人更習慣于長期居住生活的地區和長期從事工作的單位，并且形成了較為特定的專業技能，使得他們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區居住或改變自己的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此外，老年人的技術開發能力和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輕人，這便使得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受限，并拖累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也正因為上述種種，包括我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十分重視日益嚴峻的人口形勢問題，并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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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播出的《奇葩說》節目中，作為嘉賓出席的著名人口學者梁建章講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在人群中有一半的人來自二胎家庭，那說明上一輩人的1/4生了二胎，考慮到丁克家庭及不婚族，平均生育率約1.1，在人口學上相當于每代人會減半，在三四代后的100年后中國人口將少于美國，三四十代后，中國人將滅絕。”
隨后不久梁建章又發文對節目中的觀點提出了補充，雖然這種計算只是數學推算，但如果以目前我國的出生率推算，不是危言聳聽。
事實上，早在2012年，梁建章就與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合著了《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提出了“中國人口發展政策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盡快放開生育政策，中國的發展才能持續”，這一觀點在當年的輿論環境下顯得頗為“驚世駭俗”。不過近些年，隨著人口問題的逐漸凸顯，經歷了30多年計劃生育的我國，人口政策已發生根本性轉向。
例如，2013年的全國機構大調整，將衛生部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合并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時將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研究擬訂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職責劃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到了2014年，國家啟動“單獨二孩”，一年后，“全面二孩”正式鋪開。
然而，國人的生育意愿并沒有因此調動起來，甚至還在不斷走低，近幾年的人口生育率數據便是佐證。
部分原因，要歸于人們生育觀的改變。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已漸行漸遠。在不少父母看來，在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必須要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想盡辦法加大各種投入，以期讓孩子未來能夠從競爭中獲得優勢并脫穎而出；可若是多生一個，孩子身上的各種成本難免會成倍增長，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負”。于是，“少養精養”的方式成為了許多中國父母的首選。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顯提升。當前，我國女性中的職業女性與知識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擴大，這群現代女性崇尚在經濟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會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嚴，喜歡自我設計和規劃以尋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輩子做經濟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為主業的傳統家庭主婦。此時，生孩子反倒成為了一種障礙和負擔，故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當然，除了觀念的轉變外，人口生育率的持續下滑主要還是經濟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以下四方面剛性支出，讓很多家庭對生娃望而卻步：
其一，高企的房貸房租擠壓消費與儲蓄；
其二，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子女教育支出；
其三，難以預估的醫療費用；
其四，壓力漸增的養老。
這些無不暗示著我們：生育問題，絕不僅僅是生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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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問題，總歸是要去想辦法解決的，各個國家皆是如此。
如前所述，全球很多國家，如歐洲的德國、法國、俄羅斯、芬蘭、瑞典、丹麥，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諸多國家都處于低生育率的困境中，由此帶來了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保險體系運行壓力增大、勞動力短缺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不過，這倒逼著他們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實踐，范圍涵蓋減稅、社會福利、就業支持、社區互助等諸多方面，并形成了一系列較為成熟的經驗。
正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尋找到一些可供參考借鑒的地方。
梳理可知，國際上的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提供經濟支持，以減輕父母撫養孩子的負擔。
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部門都對生育子女的父母予以現金獎勵。以東亞地區為例，新加坡對于新生兒的獎勵金額高達每人4萬元人民幣；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該獎勵金額會上升至5.5萬元人民幣。
除了現金獎勵外，不少國家還給幼兒提供撫育津貼，這其中主要包括對孩子物質消費成本的補償與對孩子教育投入的補償，即養育津貼與教育津貼。
在養育津貼方面，瑞典有未滿16歲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請，普通兒童津貼為每月約700元人民幣，如果該家庭有三個及以上的孩子，則會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幣的附加補貼，費用均來自政府稅收；在日本，根據2004 年修訂的《兒童補貼法》的規定，一個家庭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可以獲得每月每人約310元人民幣的補貼，如果有三個及以上孩子，則第三個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獲得約650元人民幣的補貼，補貼年限從出生直到小學三年級。
在教育津貼方面，法國孩子的托兒費完全由政府予以報銷，如果是雙胞胎或多胞胎，政府還會出資雇傭保姆去家里照顧；在新加坡，政府支付高額的托兒費給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沒有工作的婦女也可享有托兒津貼。
此外，不少國家還在稅收減免上做文章。例如，德國、意大利、瑞典、丹麥和比利時的生育給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貼不需繳稅；芬蘭的生育給付、生活津貼、托兒津貼、育兒津貼等都可以進行稅前抵扣；而新加坡稅務減免的人員范圍不僅涵蓋孩子的父母，還包括祖父母甚至是幫助照看孩子的女傭。
其次，減少父母（特別是母親）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
父母工作和家務的沖突是導致生娃計劃一拖再拖的關鍵因素，而各國主要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問題，進而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例如，荷蘭的女性員工可以申請最長6個月的無薪非全日育兒假，這使得家長能夠安心在家撫養孩子，而無須擔心以后無法重返職場；法國、瑞典、葡萄牙等國還給予男性帶薪假期，以便父親能夠在照顧嬰兒方面給妻子相應的支持與幫助。
另外，在一些產假或育兒假較短的國家，政府會致力于讓照料孩子的父母親在彈性工作制下就業，或者利用先進技術使得辦公空間不再局限在辦公室，在家里也可以實現遠程辦公，這一點，新加坡、韓國等國家都有所實踐。
再次，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
一方面，不少國家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例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訂并施行了“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及《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其主要措施包括充實學齡前兒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實施社區育兒援助等；2007年開始還實施“放學后孩子計劃”，使得孩子們在放學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動場所。此外，日本還通過上學援助、學費減免、發放獎學金等方式來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
另一方面，鼓勵雇主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法國和日本為典型案例。其中，法國政府對于投資興建托兒機構的企業予以成本稅前列支的優惠政策，而日本則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規模較大的企業在企業內部設立育兒設施。
最后，住房等其他福利。
住房問題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最為關心的問題。為此，不少國家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提高居民生育意愿。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許有子女的夫婦優先購買政府保障性住房“組屋”，而且年輕夫妻可以分兩次支付新組屋的定金；而韓國的《低生育老齡社會基本計劃》中明確規定，每年提供5萬戶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標是無住宅并且低收入的新婚夫婦。
同時，各個國家還從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等方面著手。例如，韓國對于孕婦的產前檢查費用予以補貼，對新生兒實施醫療服務援助，對孕產婦和新生兒給予營養指導，且對新生兒的預防接種給予國家補貼；新加坡政府則會承擔那些生育困難人群75%的輔助生育技術治療的費用。
此外，各國還基于本國國情，從婚戀等方面入手來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比如，日本政府將政策范圍擴展到戀愛與婚姻領域的援助，為年輕人組建家庭提供咨詢，并通過大力宣傳來糾正性別分工和職場優先的企業氛圍；法國則明確規定，契約式同居期間生育的孩子享有與婚內生育同樣的權利。
以上種種，都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不過，一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基于具體國情與國力，而不是照搬國外的經驗。至于如何制定相應的保障政策，也是對國人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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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提出：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此言本是用以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革命人口論”，不過拿到今天來看，似乎別有一番感覺。
畢竟，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可要是沒了人，一切都是空談。“大國空巢”的劇情，相信誰都不愿意看到。
而今，面對人口出生率的逐年走低與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很多學者都在提醒著“人口危機”的漸行漸近。在此背景下，除了生命的延續、香火的傳遞和希望的寄托之外，生娃這件事，仿佛又被賦予了新的使命。
2018年8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名為《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的文章，其中一段話令人印象深刻：
“……但低出生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開始不斷顯現。中國的人口紅利基本已經用完，老齡化加劇，用工成本上升，社會保障壓力大……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僅靠家庭自覺，還應該制定更為完整的體制機制。說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國家大事。”
個中深意，耐人尋味。
眼下，新春佳節已過，一切都是如此春意盎然、生機勃勃。那么在這滿載憧憬的2020年，為自己也為國家，你愿意生個娃嗎？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